青年毛澤東的“新社會”夢

——毛澤東早期對社會改造道路的認識與選擇

王曉榮　何金鳳

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建，與建黨前夕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轉(zhuǎn)變密不可分，毛澤東作為其中的杰出代表，其思想轉(zhuǎn)變歷程充分體現(xiàn)了中共早期領導人的共性特點。1917至1921年初是青年毛澤東由激進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zhuǎn)變的關(guān)鍵時期，其中關(guān)于中國社會再造的夢想是該時期思想的集中體現(xiàn)，正如他在1919年所說“我數(shù)年來夢想新社會生活”【《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49頁。】，而這一夢想源自于對當時國家現(xiàn)狀的認識。

一、青年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現(xiàn)狀的認識

民國初期，面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國內(nèi)軍閥混戰(zhàn)的局面，無數(shù)中華兒女都在苦苦思索中華民族內(nèi)憂外患的原因和出路，青年毛澤東懷著“身無分文，心憂天下”的愛國情懷，對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災難問題進行了深刻思考。

首先，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被征服的民族不自由”【《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頁。】。當1916年旨在分掠中國滿蒙的“日俄協(xié)約”簽訂后，毛澤東在給蕭子升的信中指出，日本“無論何人執(zhí)政，其對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誠我國勁敵！”他感慨中國“以縱橫萬里而屈于三島，民數(shù)號四萬萬而對此三千萬者為之奴”，表達了對民族危機的深切憂憤。同時，他也深刻分析了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即“國人猶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吾之內(nèi)情，彼盡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內(nèi)狀，吾人寡有知者焉”，他預言“二十年內(nèi)，非一戰(zhàn)不足以圖存”，而國人“欲完自身以保子孫”，沒有什么能做的，“止有磨礪以待日本”。【《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2頁。】

其次，青年毛澤東還認識到，中華民族的災難不僅僅源于民族不獨立，還源于國內(nèi)“腐敗絕頂?shù)恼�府，娼妓生涯的黨徒”，他們“盤踞國中，甘心為惡，鐵道賣盡，礦山賣盡，森林賣盡，商埠賣盡，乞得日本來的槍械、餉款、訓練官，屠殺人民，與市民戰(zhàn)，與學生戰(zhàn)”【《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86頁。】，致使“國家壞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頁。】而這一切的根源是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革“俱從枝節(jié)入手”，枝節(jié)雖不可少，但如果不能抓住這些枝節(jié)的本源，“幸則與本源略近，不幸則背道而馳”。【《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頁。】就像辛亥革命后，中國“號稱共和民國，沒有幾個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國民”【《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504頁。】，國民在約法上應享受的特權(quán)，“實際上則幾被少數(shù)官僚軍閥剝奪至于凈盡”【《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700頁。】。因此，辛亥革命實質(zhì)上并沒有成功，資產(chǎn)階級共和制并沒有給中華民族帶來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

但是，毛澤東對民族的未來并沒有就此喪失信心，他只是認為這一切都是由于以往變革的不徹底造成的，在為《倫理學原理》所做的“批注”中，他寫道：“吾嘗慮吾中國之將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體，變化民質(zhì)，改良社會，是亦日耳曼而變?yōu)榈乱庵疽玻瑹o憂也”，“惟改變之事如何進行，乃是問題。吾意必須再造之”。【《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201頁。】毛澤東相信，如果有一個徹底的社會變革，中華民族復興是能夠?qū)崿F(xiàn)的，因為“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fā)必速”，“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394頁。】這樣，“改造社會”就成為毛澤東早期思想的主題，而對“新國民”、“新制度”、“新生活”的追求，則構(gòu)成其“新社會”夢想的主要內(nèi)容。

二、新國民

毛澤東早期受啟蒙思想影響，認為救國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改造民心道德”，以“變化民質(zhì)”，造就“身心并完的新人”【段治文：《毛澤東早期思想的歷史底蘊》，《浙江大學學報》1993年第4期。】。

首先，毛澤東認為，塑造新國民最為重要的是改造國人的思想，“文明其精神”。因為，“現(xiàn)在的中國，可謂危險極了。不是兵力不強財用不足的危險，也不是內(nèi)亂相尋四分五裂的危險。危險在全國人民思想界空虛腐敗到十二分”，人們迷信神鬼、物象、運命和強權(quán)，“這是科學思想不發(fā)達的結(jié)果”。【《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頁。】毛澤東認為，“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潔，遍地皆污”，而“吾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要“摧陷廓清”國人思想，應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1）圣賢引導。毛澤東認為，培養(yǎng)新國民需要有圣賢的引導，以使舊思想得到洗滌，新思想得到傳播。他在1917年與友人談話說：“現(xiàn)在國民性情，虛偽相崇，奴隸性成，思想狹隘”，希望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fā)其新思想”【《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639頁。】。他認為如果圣賢不能引導國民大眾，那么普通民眾就會愈加沉淪，因此，“君子當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此小人者，吾同胞也”，而如果圣賢之人能去教育民眾，則“開其智而蓄其德，與之共躋于圣域”【《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88—89頁。】。

（2）教育傳授。毛澤東認為，國民新思想的形成，除需要圣賢引導外，還應該有學校教育，因為我國“社會之中堅實為大多數(shù)失學之國民，此輩阻礙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組織，風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甚力甚大”，故“應以學校教育為急，造成新國民及有開拓能力之人才”。【《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頁。】基于以上看法，由毛澤東主持于1917年成立的湖南一師夜校的主要對象即工人大眾，教授內(nèi)容包括國文、算數(shù)、常識，“國文、算數(shù)之近于技能”，而“常識注重精神”，包括歷史、地理、理科、修身、衛(wèi)生、實業(yè)、政法、經(jīng)濟、教育等，其中“歷史，教以歷代之大勢及近年關(guān)系最巨之事跡，所以粗養(yǎng)其歷史的觀念及愛國心”【《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頁。】。可以看出，毛澤東認為學校教育對國民新思想的形成必不可少。

（3）新文化傳播。毛澤東對于培養(yǎng)新國民付諸的實踐，不僅包括夜學，還有以他為主要成員發(fā)起成立的各種學會組織及創(chuàng)辦的各種刊物對新思想、新文化的傳播。1918年由毛澤東等發(fā)起成立的“新民學會”和1919年創(chuàng)刊的《湘江評論》，都以宣傳新思潮、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新文化運動后期，由于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毛澤東等于1920年發(fā)起成立“湘潭教育促進會”，“以促進湘潭教育，宣傳新思潮，倡導革新教育為宗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97頁。】，同時創(chuàng)辦“文化書社”致力于“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此時已經(jīng)接觸并關(guān)注馬克思主義理論及俄國革命，認為俄國是世界新文化的代表，“不但湖南，全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發(fā)現(xiàn)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2版，第498頁。】。毛澤東由此拋棄了之前的改良態(tài)度，主張在思想文化上徹底實現(xiàn)國民改造以再造中國社會。

其次，在重視思想改造的同時，毛澤東還關(guān)注國民的體質(zhì)健康，他對國民體質(zhì)下降問題深表憂慮，指出：“國力恭〈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zhì)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xiàn)象也”，因此，體育也是培養(yǎng)新國民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在教育上，他提倡德智體三者并重，但認為身體是“德智”發(fā)展的基礎，身體“為知識之載而為道德之寓者也”，為“載知識之車而寓道德之舍也”，即身體如車一樣承載知識、像房子一樣裝載道德，他相信“無體是無德智”，“體強壯而后學問道德之進修勇而收效遠”。同時認為，體育對一個人各方面發(fā)展都非常重要，不僅能“強筋骨”，而且能“增知識”、“調(diào)感情”、“強意志”，因此，“體育于吾人實占第一之位置”，“于吾人研究之中，宜視為重要之部”，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體育的重視程度。而要真正實現(xiàn)強壯國人體質(zhì)的目標，毛澤東認為，除一些具體鍛煉方法之外，最主要的便是“動其主觀，促其對于體育之自覺不可”【《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65、66、67頁。】，即讓國人真正重視體育，知道體育對于德育和智育的重要作用，并能主動自覺地鍛煉身體。

三、新制度

毛澤東少年時代接受的是儒家思想教育，他深為“大同”思想所折服，希望建立一個“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后來又受康有為梁啟超維新思想的影響，主張通過和平改良實現(xiàn)社會變革。但隨著毛澤東青年時期改造社會實踐的不斷深入，其思想中走俄國式道路的傾向日愈明顯，并最終選擇通過建立俄國式新制度來改造中國社會。

首先，毛澤東認識到中國社會制度徹底變革的必要。他指出，清末民初的歷次變革都沒有觸及變革社會的本源問題，民國成立以來，“名士偉人，大鬧其憲法、國會、總統(tǒng)制、內(nèi)閣制，結(jié)果只有愈鬧愈糟”【《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88頁。】，造成“中國名為共和，實則專制”【《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頁。】。究其原因，就是沒有改變社會基礎而只關(guān)注于上層建筑的形式變化，正如“建層樓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樓已倒矣”【《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88—489頁。】。因此，他認為，“社會的腐朽，民族的頹敗，非有絕大努力，給他個連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86頁。】；“社會制度之大端為經(jīng)濟制度。家庭制度之大端為婚姻制度。如此造端宏大之制度改革，豈區(qū)區(qū)‘改良其舊’云云所能奏效乎？”【《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頁。】。他指出，就中國全般局勢而論，應該從“根本解決”下手，徹底變革社會制度。

其次，“民眾聯(lián)合”是建立新制度的手段。毛澤東在1919年《湘江評論》創(chuàng)刊宣言中指出，“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lián)合的力量最強”【《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頁。】，因為“一國的民眾，總比一國的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quán)者要多”【《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39頁。】，而變革社會“這樣的責任，乃全國人民的責任，不是少數(shù)官僚政客武人的責任”【《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86頁。】，因此民眾聯(lián)合是建立新制度的手段。改變中國社會現(xiàn)狀，“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lián)合”【《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頁。】。毛澤東主張，組織民眾聯(lián)合的方式應該根據(jù)境遇和職業(yè)不同，依共同利益范圍的大小成立規(guī)模不同的聯(lián)合，大聯(lián)合以小聯(lián)合為基礎，“因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小部分人，故所成立的為小聯(lián)合”，“像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無論何人都有分的事，就應聯(lián)合各種各色的人，組成一個大聯(lián)合”【《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378頁。】，然后以民眾聯(lián)合來對付國內(nèi)外強權(quán)者，求得自身利益的實現(xiàn)。

再次，目標模式逐步趨向于“俄國式道路”。毛澤東提倡以民眾聯(lián)合的方式實現(xiàn)共同利益，經(jīng)過了從和平改良到趨向于俄國式道路的過程。他最初主張群眾聯(lián)合，是要向強權(quán)者實行持續(xù)的“忠告運動”、“呼聲革命”【《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頁。】，但隨著變革社會實踐的深入又認識到改良道路行不通，他說：“自治問題發(fā)生，空氣至為暗淡……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huán)境一法”【《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頁。】，這便是俄國式的革命道路。

在毛澤東看來，“俄國是世界第一個文明國”【《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76頁。】，1920年初，他曾想赴俄留學，說明已將社會改造目光轉(zhuǎn)向東方，也代表了當時進步知識分子救國方向的轉(zhuǎn)變。毛澤東對社會改造道路的制度設想是：“政治法律，不裝在穿長衣的先生們的腦子里，而裝在工人們農(nóng)人們的腦子里”，“不論你是農(nóng)人也罷，工人也罷，……乞丐也罷，女人也罷，你總有權(quán)發(fā)言”【《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19、520頁。】。他還指出，“宜采取民治主義及社會主義，以解決政治上及經(jīng)濟上之特別難點”【《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701頁。】。至此，社會主義成為其改造社會的一個可選項，到1921年初，新民學會的方針就改為“改造中國與世界”，至于方法，毛澤東提出，“激烈的共產(chǎn)主義，即所謂勞農(nóng)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頁。】。這樣，走“俄國式道路”就成為毛澤東的最終選擇。

四、新生活

對于新社會的設計，青年毛澤東不僅關(guān)注新國民的培養(yǎng)和新制度的探索，同時也關(guān)注“新生活”的創(chuàng)造。他在《湘江評論》創(chuàng)刊宣言中指出：“‘人類應如何生活？’成了一個絕大的問題”【《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頁。】，因為“舊生活，只適用于舊時代。時代已更，則須別有適應此時代之新生活”【《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53頁。】，這種新生活包括新教育、新家庭和新風尚。

首先，創(chuàng)造新學校，施行新教育。青年毛澤東雖然重視學校教育對于培養(yǎng)新國民的作用，但他對舊式學校教育非常不滿，渴望新式學校提供新的教育方式。他覺得，新教育要“以創(chuàng)造新生活為主體”，學校應該教給學生能夠應用于現(xiàn)實生活的更多實用知識，教育內(nèi)容必須“與創(chuàng)造新家庭新社會相聯(lián)系”。基于此，他主張，“學校教授之時間，宜力求減少，使學生多自動研究及工作”。在他于1919年底付諸實踐的“新村”活動中，一天分六分，其中包括二分讀書、一分工作，“工作須為生產(chǎn)的，與實際生活的”，內(nèi)容包括種園、種林、畜牧、雞魚等。毛澤東認為，教育與生活結(jié)合，則可使“學生認學校如其家庭，認所作田園林木等如其私物”。【《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449、451、455、456頁。】除新村實踐外，毛澤東還想在長沙“辦一個自修大學……實行共產(chǎn)的生活”，大家“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補助少得的人，以夠消費為止”【《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75—475頁。】。這雖是其對于未來教育的一種設想，但已趨近于共產(chǎn)主義的社會生活模式。

其次，實行新婚姻，創(chuàng)造新家庭。毛澤東認為，“家庭制度之大端為婚姻制度”【《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頁。】，因此創(chuàng)造新家庭也就主要圍繞實行新婚姻、構(gòu)建新的夫妻關(guān)系、父母子女關(guān)系進行。在他看來，“以資本主義做基礎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絕對要不得的事”，“天下無數(shù)男女的怨聲，乃均發(fā)現(xiàn)于這種婚姻制度的下面”。【《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66頁。】毛澤東注意到，中國與外國家庭子女意志獨立、兩方并立的狀況不同，在中國，“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并立”【《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頁。】，老人與少年對生活的關(guān)注點也不同，青年人注意戀愛，而老頭子單注意“吃飯”。關(guān)于婚姻制度變革，毛澤東認為，“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兩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盡可自由配合”【《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頁。】，“夫婦關(guān)系，完全是要以戀愛為中心”，“戀愛以外，不能被支配于‘經(jīng)濟’”，“子女的婚姻，父母絕對不能干涉”。唯此，“資本主義的婚姻才可廢止，戀愛中心主義的婚姻才可成立，真正得到戀愛幸福的夫婦才可出現(xiàn)”。【《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35、437頁。】毛澤東設想，如果女子能夠在意志和經(jīng)濟上真正實現(xiàn)“自立”，并且“兒童公育”也能成為現(xiàn)實，則新的婚姻關(guān)系、家庭關(guān)系就可以形成。

再次，改造舊習俗，形成新風尚。創(chuàng)造新生活的目標如果沒有文明進步的社會風尚，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毛澤東對這種新風尚的探求，著力點主要放在思想解放及破除舊的婚俗迷信上。例如，在女校管理上，毛澤東批評“一個女學校辦事人，”不讓學生外出，使“學生獨深閉固拒，一步也不出外，好像走路是男子專有似的”【《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頁。】，表達了對社會禁錮女子的強烈譴責。對于家庭婦女，毛澤東直指社會不平等對女子摧殘的情況，并向整個社會發(fā)問：“我們都是人，為甚么不許我們參政？我們都是人，為甚么不許我們交際？”【《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頁。】對這些問題，毛澤東得出的結(jié)論是：“婚姻制度的腐敗，社會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獨立，戀愛不能自由。”【《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14頁。】而附著于婚姻上的迷信風俗更造成了女子的苦難，他認為迷信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兩塊招牌的大護法。為了幫助女子脫離苦難境遇，“惟有起女子革命軍”【《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頁。】。毛澤東對社會風俗變革做出了實際努力，在他和友人發(fā)起的“問題研究會”章程中，專門討論了“婚姻制度改良及婚姻制度應否廢棄”、“家族制度改良及家族制度應否廢棄”等根本性問題。【參見《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頁。】這些都體現(xiàn)出毛澤東對平等、公正、和諧的社會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五、結(jié)語

毛澤東青年時期對社會改造道路的探索與追求，是其最終能夠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不可缺少的歷程和原動力。雖然他青年時期的思想與馬克思主義還有一定距離，但正是在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大潮中，在對各種社會改造理論的不斷思考、實踐、判斷、甄別中，才最終認清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認清俄國式道路是救國救民的唯一可行而正確的道路，并在選擇馬克思主義、俄國式道路后從未動搖。因此，毛澤東早期思想尤其是社會改造思想是其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成長道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huán)，雖不夠成熟，但彌足珍貴。

盡管毛澤東早期的“新社會”夢想如今早已實現(xiàn)，但它仍然是我們當前實現(xiàn)“中國夢”可資借鑒的重要思想源泉。首先，青年毛澤東對國家、民族的深厚情感以及濃烈的愛國情懷，鼓舞我們繼續(xù)發(fā)揚愛國主義精神，堅定理想信念，為實現(xiàn)“中國夢”而奮斗；其次，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的深刻解讀，其立足點及認識方法對我們進一步認清國情、科學分析發(fā)展現(xiàn)狀有著重要指導意義；再次，毛澤東對“新國民”、“新制度”、“新生活”的理論構(gòu)建，對于我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xù)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塑造新型社會主義公民、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及社會建設，都具有不可忽視的借鑒價值。總之，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包括青年毛澤東在內(nèi)的幾代中國人不懈追求的目標，它的實現(xiàn)需要從歷史中汲取思想理論資源，以增強理論自覺性與實踐科學性，使我們能夠在實現(xiàn)夢想的道路上奮勇前行。

（作者王曉榮：陜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