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陳云工作作風和行政特色比較研究

徐 行

［摘要］周恩來與陳云的工作作風和行政風格有許多相同之處，他們共同具備和發(fā)揚了實事求是、密切聯(lián)系群眾、民主團結、謙虛謹慎、艱苦樸素、清正廉潔的作風；他們共同具有勤政敬業(yè)、任勞任怨、謙虛謹慎、舉輕若重、注重調查、深入群眾、堅持原則、嚴格管理等優(yōu)秀的行政特色。當然，他們的行政方式和思考問題的側重亦存在差異。他們的合作共識、相輔相成、互為補充，對新中國各項建設事業(yè)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對今天行政體制改革和領導作風轉變仍有指導和啟示意義。

［關鍵詞］周恩來陳云工作作風行政特色

周恩來與陳云同是新中國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是新中國各項事業(yè)的決策者和領導者之一。他們的工作作風和行政特色既有許多相同之處，又存在差異。其優(yōu)秀的作風和杰出的風范對當年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對今日我們加強政府管理、改進工作作風仍有啟示意義。

一、周恩來與陳云共同具備的工作作風

（一）實事求是的作風

實事求是是周恩來和陳云共同具備的一個最基本的工作作風。周恩來認為實事求是既是作風問題，也是思想方法問題。他提倡求真務實，反對空頭政治，早在20世紀50年代他就提出政治掛帥要掛到業(yè)務上去。在領導各項建設事業(yè)中，他提出了“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的12字箴言。［1］陳云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他曾提出15字箴言：“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其中前9個字是體現(xiàn)實事求是精神的唯物論，［2］這是他一生工作的切身體驗和真實寫照。

周恩來的12字箴言和陳云的15字箴言皆是對實事求是作風的創(chuàng)造性應用和理論總結，他們都強調一切從國情出發(fā)，建設規(guī)模與國力相適應。他們一起抵制過經濟建設中的冒進傾向。1956年周恩來根據(jù)中國基本國情明確指出：“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yè)化的口號。冷靜地算一算，確實不能提。工業(yè)建設可以加快，但不能說工業(yè)化提早完成。”“各部門訂計劃，不管是十二年遠景計劃，還是今明兩年的年度計劃，都要實事求是。”［1］(pp��190，191)陳云進一步強調：“建設規(guī)模的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他還具體提出了要使財政收支和銀行信貸保持平衡并略有節(jié)余、物資要合理分配、排隊使用，要使人民購買力的提高與消費物資的供應相適應。［3］毛澤東盡管錯誤地批評過反冒進，但在1960年6月14～18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他仍對周恩來、陳云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給予了肯定，并贊嘆說：“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4］

（二）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作風

周恩來和陳云始終堅持密切聯(lián)系群眾，獲得了人民大眾的信任和擁戴。周恩來終生“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1］(p��427)。早在20世紀40年代他就提出：“對人民，我們要如對孺子一樣地為他們做牛的。要誠誠懇懇、老老實實為人民服務。”［5］1963年他專門為機關干部做過《反對官僚主義》的報告，諄諄告誡大家：“我們國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應該和群眾同甘苦，共命運。”［1］(p��421)60年代初，為解決全國糧荒問題，周恩來殫精竭慮，費盡心血，度過了不知多少個不眠之夜。在糧食部上報的32張報表上，他做了994處批注和指示。這些具有歷史價值的珍貴手跡，生動展現(xiàn)了其心系民眾的工作作風。［6］1966年3月9日，邢臺地震的第二天，周恩來就乘飛機趕到地震災區(qū)慰問群眾，解決抗震救災問題。1973年他最后一次到延安，看見當?shù)厝嗣裆�活仍很艱苦時，他動情地說：“我做了20年的總理，陜北沒有改變，心里很不好受。”［7］

陳云一生心系民眾，關心百姓疾苦，努力解決群眾實際困難。他一貫強調：“我們在工作中，不僅要依靠組織，更主要的是要依靠群眾。”［3］(p��46)60年代初，他和周恩來總理為了解決糧荒問題，冒著政治風險批準進口糧食，解決了缺糧的燃眉之急。1982年，他親自過問北京市民的冬儲大白菜問題，要求有關部門對“生產、流通、消費這三個環(huán)節(jié)必須立即組織好”。［8］1984年為了解決中小學教師工資偏低的問題，他在《關于國家機關和事業(yè)單位工作人員工資制度改革的意見》送審稿上批示：“對中小學教師，不僅要有工齡工資，而且要使他們的工資標準，比同等學歷從事其他行業(yè)的人略高一點才好。”［2］(p��46)在陳云的過問下，從1985年起國家為幾百萬中小學教師增加了工資，促進了教師社會地位、待遇水平的提高，穩(wěn)定了教師隊伍。

（三）民主團結的作風

周恩來和陳云皆是堅持黨內民主作風的典范，他們都強調在領導工作中要集思廣益，民主協(xié)商，廣泛團結各界人士，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周恩來認為領導者與被領導者應該是一種平等、合作的關系。他特別欣賞“協(xié)商”這兩個字，認為通過協(xié)商既充分發(fā)揚了民主，又避免了只強調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可能發(fā)生的簡單化、形式主義傾向。他提出：“我們要吸收不同意見的人在一起，要善于和這些人一起協(xié)商，團結他們。”［9］陳云一貫倡導要充分發(fā)揮民主，善于聽取不同意見，對于一件事，自己有了意見后，可以先放一放，再考慮考慮，聽聽有沒有不同意見再做決定。他常說：“有錢難買反對自己意見的人。有了反對意見，可以引起自己思考問題。”［10］陳云晚年仍一再強調：“重大問題的決定，必須經過集體的充分討論，以便減少失誤，少走彎路，把事情辦得更好。”［3］(p��353)

在行政決策過程中，周恩來與陳云總是在認真聽取各方面意見、經過縝密思考后再做出最后決策。如當年治理淮河時，河南、安徽、江蘇各省提出了不同意見。周恩來多次聽取各方觀點，最后制定出打破省界、上中下游利益兼顧、蓄泄并重、標本兼施的治理方案，合理解決了各方矛盾，使淮河治理工程順利進行。周恩來主持國務會議時鼓勵大家暢所欲言，很善于綜合各種不同見解，吸收眾人所長形成決議。陳云曾四次代理國務院總理職務，他主持會議的風格和周恩來一樣，先發(fā)動大家闡述各自的看法，充分發(fā)揚民主，展開熱烈討論，最后再綜合歸納，提出自己的意見。如1954年11月，陳云主持召開了討論五年計劃草案的會議，在十多天的會議中，與會者紛紛發(fā)言，涉及的問題很多，其中議論最多的是石油、農業(yè)、交通三個問題。陳云在充分聽取大家意見后，才針對這三個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充分反映出其民主的作風。［11］

（四)謙虛謹慎的作風

謙虛謹慎也是周恩來和陳云共同的優(yōu)秀作風。他們皆虛懷若谷，嚴于自律，反對宣傳和突出個人，從未有任何私欲。周恩來一生兢兢業(yè)業(yè)、勤勤懇懇地為黨工作，從不爭權奪利、甘當助手的精神，得到了黨內外各界人士的一致贊譽。陳云同樣也是淡泊名利、默默無聞地為黨和人民奉獻。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就自己的工資待遇問題親自給中組部打電話，要求把自己的工資定為二級。［12］在黨的八大召開前，中央決定增補陳云為副主席，他謙虛地表示自己不行，不必加他。為此，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專門評價說：“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干，比較穩(wěn)當，他看問題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所以，我看陳云同志行。”［13］

周恩來始終把個人融入集體之中。他認為黨是一個集體，是有組織的。黨的領導是組織領導，不是個人領導。他非常善于在領導集體中找到自己的恰當位置，并在這個位置上出色地完成各項工作。他時時想到的是“戒慎恐懼”“戒慎恐懼”是中國古代傳統(tǒng)的修身方法，《中庸》說：“戒慎于其所不睹，恐懼于其所不聞。”。陳云專門論述過怎樣正確看待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問題，他指出：“對這個功勞怎樣看法？我說這里有三個因素：頭一個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黨的領導，第三才輪到個人。”“我們是黨員，在黨的領導下，適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點事，如此而已，一點不能驕傲。”［14］

(五)艱苦樸素和清正廉潔的作風

周恩來和陳云都有著勤儉節(jié)約的精神和艱苦樸素的作風，他們始終保持著清正廉潔、克己奉公的優(yōu)秀共產黨員的本色，是黨內公認的遵章守紀，嚴格自律的楷模，堅決反對任何貪污腐化行為。周恩來對家鄉(xiāng)干部帶給他的土產品，要么退回要么高價付款。1973年9月16日，周恩來送走法國客人后，在回招待所的途中，他請身邊工作人員到杭州樓外樓吃飯。飯后他讓警衛(wèi)員去結賬，第一次飯店收了10元錢，周恩來覺得飯費不對讓警衛(wèi)員去補款，飯店又收了10元錢，周恩來第三次要求警衛(wèi)員去補齊了飯費。［15］陳云一貫公私分明，一點小事也不放過。他曾立下不收禮的規(guī)矩，要求工作人員，凡有人來送禮必須向他報告，不得擅自收下，并把自己的稿費先后捐贈給希望工程和北方曲藝學校。他下基層時總是強調艱苦奮斗，反對鋪張浪費，并嚴格規(guī)定自己的伙食標準。他用東西也很節(jié)約，一個皮箱從延安時期用到解放后很長時間，3個刮胡刀刀片用了10年。［10］(p��335)

周恩來和陳云不但廉潔自律，而且很注意對其他干部、身邊工作人員和親屬加強教育、嚴格管理。周恩來專門講過領導干部一定要過好“五關”的問題，其核心就是要求共產黨員樹立良好的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五關”即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生活關。詳見《周恩來選集》下卷，第423～428頁。陳云清醒地認識到，黨的干部手中都大大小小地擁有一定的權力，如果缺乏監(jiān)督、犯了錯誤，不但會脫離群眾，更會嚴重地損害群眾利益。因此他諄諄告誡黨內同志：“黨性原則和黨的紀律不存在‘松綁’的問題”，必須對干部進行檢查監(jiān)督和紀律約束。他提出要兩個文明一起抓，關鍵是搞好執(zhí)政黨的黨風，“提高共產黨員的黨性覺悟，堅定地保持共產主義的純潔性”。［3］(pp��275，348)

二、周恩來與陳云行政風格的共同特色

(一)勤政敬業(yè)，任勞任怨

勤勤懇懇，兢兢業(yè)業(yè)，為黨和國家的事業(yè)顧全大局，任勞任怨，是周恩來與陳云行政風格的共同特色。周恩來提倡領導干部要“五勤”、“四多”“五勤”即眼勤、耳勤、嘴勤、手勤、腿勤；“四多”即遇事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多提看法、多實踐。見呂聰敏的《練好基本功受益一輩子》，《秘書工作》2008年第11期。，不能像舊官僚那樣做“循吏”，墨守成規(guī)，碌碌無為；要積極做到事得其人、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努力提高行政效率。他每天都工作十幾個小時以上，經常工作到深夜或凌晨。晚年在重病中仍堅持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587天里，他忍著巨大的病痛，共約人談話220人次，會見外賓65次，開會32次，最長一次會開了3小時45分鐘。［15］(p��215)陳云身體一直不好，但在艱苦的環(huán)境中他經常帶病堅持工作。如一年初冬，病中的陳云仍堅持圍著被子批閱文件，周恩來破例要給他提供暖氣，被他謝絕了，他認為已經定下來的取暖時間不能因他破例。［16］

周恩來和陳云任勞任怨的行政風格還表現(xiàn)在他們顧全大局，從不計較個人的恩怨；凡是工作遇到困難或挫折，總是先找自己的原因，勇于承擔責任，即使被人誤解，也不灰心喪氣，從不耽誤工作。1956年毛澤東對反冒進提出尖銳批評時，周恩來和陳云從大局出發(fā)，完全承擔了責任。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周恩來對前幾年經濟工作的挫折主動承擔了責任。“文化大革命”時期，陳云基本上是靠邊站了，周恩來也時常受到“四人幫”的攻擊，但他們默默地承受了這一切，堅持為黨為人民努力工作。

(二)認真細致，舉輕若重

周恩來和陳云行政風格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舉輕若重，對任何事情都考慮得很細致、很全面、很周到，辦事認真仔細，處理政務三思而后行。周恩來舉輕若重的行政特色，反映在實際工作中就是一貫盡職盡責、嚴謹精細、考慮問題周密全面、不避繁瑣。對待工作一絲不茍，容不得半點馬虎和懈怠。例如，在20世紀60年代初全國節(jié)糧度荒的關鍵時期，周恩來總是在忙了一整天工作后，深更半夜還親自打算盤，一遍又一遍地計算哪個省有多少糧食，哪個省調出或調入多少。身邊的同志提醒他像這樣具體的技術工作可以讓別的同志幫做一下，他嚴肅地回答道：“這可不是小事，它關系到億萬人民吃飯的大問題。”“我不親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細？作為一國總理，那怎么行呢？”［17］

陳云處理政務也很細致入微，他在遇到問題時愛追根求源，考慮問題非常周全，深思熟慮，不僅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而且注意問題的各個側面。據(jù)秦仲達回憶：為了解決化工設備制造所需的材料問題，陳云與大家一起仔細研究，反復核算，建議中央每年拿出一定外匯，用于進口制造合成氨成套設備的重要材料。他提出的建議內容明確全面，連由哪個部門及人員負責都做出了具體安排。不僅考慮了設備制造問題，還提出要抓主機成套、機組成套、車間成套、工廠成套，二類、三類物資和商業(yè)物資配套問題。他要求各部委、中央和地方各部門一定要密切配合，共同努力，為化肥工業(yè)的快速發(fā)展鋪平道路。［18］

（三）注重調查，深入一線

搞好調查研究，弄清情況是領導做出正確決策的前提和基礎。周恩來和陳云都很注重深入一線調查研究。周恩來經常要求各級干部多下基層，多接近群眾，多了解實際情況。他建議：“我們的人大代表，還有政協(xié)委員，每年應有兩次到人民中去直接視察工作。他們可以從與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觸廣大人民，接觸實際，看我們的工作是否做得恰當，做錯了沒有，有什么缺點，有什么偏差。”［1］(p��207)陳云常說：“領導機關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作調查研究工作，最后討論作決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就夠了。”［3］(p��189)他認為只有從現(xiàn)狀表面入手，深入進去弄清真實情況，才能找到正確解決問題的辦法；調查研究貴在深入、翔實和縝密；要以大量的事實為基礎，形成對情況的整體把握。

周恩來和陳云身體力行，帶頭深入工廠、農村、學校做實地調查工作。他們分頭到河北、天津、山東、河南、安徽、江蘇、上海、浙江等地，對農業(yè)、水利、工業(yè)、科技、文化、教育等各行業(yè)的問題進行深入調查。如1958年周恩來就三峽大壩修建問題，親自率領國務院有關部委領導和專家以及湖北、四川兩省負責人到三峽一帶實地調查，一路上不斷征詢專家意見，最后衡量兩種不同意見的利弊，做出了暫不上馬的正確決策。陳云曾四次下江蘇省青浦縣小蒸人民公社農村做調查。他親自到農民家中了解養(yǎng)豬、種自留地、住房、吃飯等情況，還找了與青浦縣土地、人口、氣候條件不同的蕭山、無錫兩縣的同志，比較研究了農作物種植安排上的若干問題，了解到當時農村的真相，對中央制定正確決策有重要影響。

（四）統(tǒng)籌兼顧，深謀求穩(wěn)

周恩來和陳云行政風格的另一個共同特色是考慮問題很全面，主張統(tǒng)籌兼顧，綜合平衡，堅持對國家各項建設有一個長遠的通盤考慮，強調國民經濟要有計劃按比例發(fā)展。周恩來指出：“每個單位必須有整體觀念，要在總的財經計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認識自己的方向，有重點有計劃地恢復生產和發(fā)展生產。”他認為：“要使各個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發(fā)展，才能保證我們計劃建設的勝利。”［1］(pp��7，111)陳云專門解釋說：“所謂綜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個部門都不能離開別的部門”，“按比例是客觀規(guī)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3］(p��211)

穩(wěn)步發(fā)展、反對冒進是周恩來和陳云在領導政府工作中達成的共識。他們都強調要扎扎實實地穩(wěn)步前進，反對不顧國情地急躁冒進。周恩來認為，在我們這樣一個地域廣闊、情況復雜的大國，工作不能操之過急，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發(fā)生重大錯誤，造成重大損失。各級干部要保持清醒，不要頭腦發(fā)熱。陳云一再強調：“我們的工作部署，要反復考慮，看得很準，典型試驗，逐步推廣，穩(wěn)扎穩(wěn)打。”［3］(p��206)1956年底至1957年初，陳云代理總理期間主持召開了國務院第41次全體會議，還兩次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削減1957年基本建設投資問題。他明確指出：財政預算和現(xiàn)金收支必須平衡，不能有赤字。工業(yè)和農業(yè)必須兼顧，工業(yè)、交通等基本建設應該有適當?shù)谋壤�。“我們的建設規(guī)模應該有所根據(jù)，不能想多少就多少”。［11］

（五）堅持原則，嚴格管理

周恩來和陳云一貫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場堅定，堅持原則，帶頭遵守各種規(guī)章制度，對各級干部嚴格要求，嚴格管理，敢于和善于做批評與自我批評。在周恩來看來，嚴格的紀律并不只是約束被領導者的，首先是約束領導者的。上下級之間、黨內與黨外之間應該互相監(jiān)督，共產黨員更應該帶頭遵守各項紀律和各種規(guī)章制度。他嚴肅地指出：“如果說‘嚴于責己，寬于責人’，對共產黨員就應該要求嚴些。黨外的同志們也應該責備我們嚴一點。”［1］(p��394)對國家機關中某些違法亂紀、貪污腐化、營私舞弊、侵害國家和人民利益者，必須依照黨規(guī)國法嚴肅處理。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陳云敏銳地意識到執(zhí)政黨的黨風關系黨的生死存亡。他做中紀委書記期間認真抓了黨風建設問題，嚴辦了不少大案要案。

為嚴格管理，必須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周恩來和陳云都很善于使用這種工作方法。熊向暉曾幾次受到周恩來的批評，他認為受益終身。［19］周恩來和陳云不但善于開展批評，還勇于做自我批評，他們從不隱諱自己工作上的過失，這不但沒有影響他們的威信，反而映襯出其人格的偉大。如陳云在1979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坦誠，自己也有很多反面教訓，“156項”中的三門峽水利工程“就不能說是成功的，是一次失敗的教訓”。［3］(p��255)

三、周恩來與陳云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差異

（一）正確的主張被誤解時的處理方式不同

周恩來一般是先承認下來，接受批評，不做辯解，待以后實踐來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有時他還做些必要的妥協(xié)。而陳云常常要對自己的正確主張做出解釋，他有一句名言，叫做“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20］他認為：凡是正確的，就堅持和發(fā)展；如果發(fā)現(xiàn)了缺點錯誤，就立即彌補和改正。如果“大家都不說話，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見，黨組織應該允許，這是黨的事業(yè)興旺發(fā)達的好現(xiàn)象”［3］(p��206)。

周恩來和陳云都曾被迫就反冒進問題做檢查，但在“大躍進”中，陳云仍根據(jù)經濟發(fā)展形勢提出自己的合理化建議。1958年下半年，鋼、煤、糧、棉四大指標層層加碼，陳云認為不切實際，不要對外公布指標。他建議胡喬木向毛澤東轉告自己的觀點，胡喬木不敢去。后來他決定親自向毛澤東直抒己見。他把運輸、煤炭、礦山、電力等問題一個一個擺出來，建議把鋼產量降到1600萬噸。陳云這種敢于堅持真理的精神受到毛澤東的贊揚。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認為對1959年經濟指標問題“陳云表示了非常正確的態(tài)度”，并稱贊說：“他這個人是很勇敢的，犯錯誤勇敢，堅持真理也勇敢。”［2］(p��13)

（二）思考問題的側重點和特長存在差異

周恩來和陳云同是新中國第一代領導核心的重要成員和杰出的政治家，但他們的行政管理范圍和思考問題的側重點不盡相同。周恩來擔任總理長達26年，總管國防、外交、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等一切重大事務，負責國家長遠發(fā)展和各項建設的長期規(guī)劃，他要思考如何處理好國家的經濟建設、政權建設與政治發(fā)展之間的關系，以及新中國各項事業(yè)協(xié)調發(fā)展等一系列國家重大戰(zhàn)略發(fā)展問題。相比較而言，陳云領導和負責的工作范圍偏重經濟領域和黨的組織建設，尤其對財經工作很有專長。周恩來的行政管理和思考問題的側重點更宏觀一些，陳云則略微觀一些。

由于分工不同，加之個人經歷不同，周恩來和陳云的特長也不盡相同。周恩來善于處理復雜的國際問題，是世界公認的杰出的外交家，堪稱中國外交第一人。陳云善于處理復雜的國民經濟計劃和國家的財政、金融、農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問題，是中國首屈一指的財經專家。“文化大革命”前他一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全國財經工作，在財經管理方面凸顯出領導才能。1959年廬山會議前，毛澤東在去長沙的火車上對王任重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陳云同志對經濟工作是比較有研究的，讓陳云同志來主管計劃工作、財經工作比較好。”［21］這是毛澤東對陳云的中肯評價。

（三）領導風格的差異

從領導風格和個人性格上看，周恩來和陳云既有相同之處，也存在著差異。他們的共同之處是皆恬淡、溫和，待人和藹可親，溫文爾雅，作風民主。不同之處在于周恩來性格樂觀、豁達，思維敏捷，視野宏偉，始終在一線工作。其領導風格是外柔內剛，以柔克剛。他善于求同存異，協(xié)調各方，廣交朋友；善于宣傳鼓動工作，能言善辯，感染力強。陳云則善于做幕后英雄，默默無聞地為黨和人民勤奮工作。他善于思考，思想敏銳，但不愿意過多地出頭露面；他對中國國情認識深刻，對國民經濟發(fā)展深思熟慮。然而由于身體原因（包括性格因素），他較少參加公開的社會活動，特別是在晚年，外國學者評論說：陳云盡可能不在公開場合露面。避免會見外國人，特別是西方人，他在幕后施加影響。他“在行動上謹慎，在不公開的會議上自由地闡述自己的思想，即使不同意也會堅決遵守黨的決定，從不搞試圖改變黨的決定的非法活動”［22］。

周恩來和陳云領導風格的差異與他們的性格有關。總體看來，周恩來是一個綜合性但略偏向于外向型性格的領導人，而陳云基本上是一個內向型性格的領導人。這兩種性格的人一起工作往往能很好地合作互補，相輔相成，周恩來與陳云在工作中的密切合作就是一個很好的范例。

（四）決策方式的差異

周恩來與陳云在決策中都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但在具體的決策方式上略有差異。周恩來曾專門寫過《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一文，精辟地論述了決策制定中應掌握四個步驟：“首先，要估計環(huán)境及其變動，并找出此地此時的特點。次之，要依此與黨的總任務聯(lián)系起來，確定一時期的任務和方針。再次，要依此方針，規(guī)定當前適當?shù)目谔柡筒呗浴Ｓ执危�然后�?jù)此定出合乎實際的計劃和指示。”［5］(p��129)周恩來把決策制定與轉換過程分解為四個基本環(huán)節(jié)，并形成環(huán)環(huán)相連的順序。他認為抓好了這四個環(huán)節(jié)，使決策制定過程建立在調查研究與緊密聯(lián)系黨的原則的基礎上，才能形成正確的決策。陳云的決策方式主要體現(xiàn)在他提出的15字箴言的后6個字中，即“交換、比較、反復”，這是陳云在長期工作中總結出的一種科學的決策方法。陳云教導各級干部在進行決策時不能只有一個方案，而是要盡可能地把一切可以提出的方案都提出來，進行比較，決策過程中可以有反復，要進行縱橫比較，不斷總結經驗，隨時糾正偏差。

周恩來和陳云的決策方式并不矛盾，區(qū)別主要是他們思考決策方式的視角不同。周恩來是從決策制定過程的角度探討的，目的在于啟發(fā)一個領導者如何將黨的總任務適時轉化為一定時期內可供執(zhí)行的決策，并要求一個領導者必須掌握決策制定過程中的基本環(huán)節(jié)。陳云思考的角度是如何根據(jù)形勢發(fā)展對已經做出的決策進行完善、修改和貫徹落實。雖然他們思考的角度不同，但其精辟觀點和方法對行政決策和行政管理理論皆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周恩來和陳云的行政方式與領導風格各有所長，相輔相成，互相影響，互為補充。他們的合作共識，有利于糾正當年極“左”的錯誤，保證國家政治經濟穩(wěn)步發(fā)展，成為新中國各項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他們的優(yōu)秀工作作風和行政管理特色對我們今天政治體制的改革、政府作風的轉變、現(xiàn)代領導科學體系的完善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繼承和發(fā)揚周恩來、陳云所倡導和堅持的實事求是、密切聯(lián)系群眾、艱苦奮斗、勤政廉潔的優(yōu)良作風，學習和借鑒他們勤政敬業(yè)、任勞任怨、謹慎細致、舉輕若重、心系群眾、深入基層、堅持原則、嚴格管理的優(yōu)秀行政風格和特色，對新時期新形勢下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和國家各項事業(yè)的持續(xù)發(fā)展至關重要。

［ 參 引 文 獻 ］

［1］《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頁。

［2］ 《陳云年譜（1905～199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430頁。

［3］ 《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4頁。

［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215頁。

［5］ 《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1頁。

［6］ 曹應旺：《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頁。

［7］ 陳揚勇：《走出西花廳——周恩來視察全國紀實》，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頁。

［8］ 朱佳木：《陳云同志心系群眾二三事》，《國風》2005年第5期。

［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29頁。

［10］ 《緬懷陳云》，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頁。

［11］ 張金才：《陳云四次代理國務院總理始末》，《黨史博采》2009年第3期。

［12］ 朱佳木：《陳云同志的風格》，當代中國研究所網站，www��iccs��cn/contents/308/8474��html。

［13］ 《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521頁。

［14］ 《陳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296頁。

［15］ 高振普：《周恩來衛(wèi)士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78頁。

［16］ 鄒研：《周恩來和他的衛(wèi)士們》，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頁。

［17］ 熊華源、廖心文：《周恩來總理生涯》，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6頁。

［18］ 秦仲達：《傾心化肥為農業(yè)，唯實求是堪楷模》，《中國化工報》1995年4月19日。

［19］ 《不盡的思念》，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387～400頁。

［20］ 薄一波：《我對陳云同志的思念》，《人民日報》2005年6月15日。

［21］ 《王任重文集》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頁。

［22］ 〔美〕大衛(wèi)?Ｍ?貝奇曼著，孫業(yè)禮等譯：《陳云》，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305頁。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2期）